傢俱生活館

　　(聲明：刊債務整合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張永和：以建G2000築參與社會
　　即使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之一，張永和仍然無法逃脫資本、甲方與自己建築理念的糾結。但他並不逃避，他是一當鋪位入世的建築師，有著用建築改變社會的野心
　　本刊記者/萬佳歡澎湖民宿(發自上海)
　　10月21日，黃浦江邊，張永室內設計和拉著行李箱、拎著西服袋，風風火火地上了出租車。
　　設計過北京席殊書屋、長城腳下公社的二分宅、世博會“魔方”等作品的張永和也許是中國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師。三年前，他結束了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的5年任期，又當上了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獎評委。他五十來歲，已經有人把他稱作“中國現代建築之父”。雖然他本人並不認可。
　　張永和在出租車上坐定，緩了一口氣。他暫時結束了自己在上海西岸建築與當代藝術雙年展的總策展人工作，但他為這次展覽帶來的建築“垂直玻璃宅”尚未完工。車窗外，一些在江邊散步的人正在經過這棟又高又方的建築，好奇地探頭向里張望。
　　“我們希望以後一些來上海的藝術家可以在裡頭住上一兩個晚上，”張永和語速不快，一口京片子，“那天碰到音樂家譚盾，他挺靈的，說這個地方可以做演出。可是每次演出觀眾不能太多。”
　　垂直玻璃宅乍一看十分朴素，像一座大木屋，但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它的牆體封閉，竟然沒有普通意義上的窗戶。推門進去，整個屋子卻亮亮堂堂、通通透透——它頂上是玻璃屋頂，中間是幾層玻璃樓板，陽光很輕鬆地透過它們灑滿全屋。
　　垂直玻璃宅其實是張永和20多年前的一個老創作，純為個人興趣而作，他把它稱為“一次單純的經驗”。
　　借這次雙年展的機會，張永和終於把它蓋了起來。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李翔寧評價，垂直玻璃宅是張永和對多年前一個冥想空間的再創作，成為他“個人思想史脈絡的註腳”。
　　張永和認同這個評價。他如今的困境是大部分建築師都會面臨的：商業項目與個人建築觀念之間難以調和。在中國做了20年建築，他逐漸熟悉如何在政府、大資本、施工方的制約之下“戴著鐐銬跳舞”；此外，建築師的身份又使得他必須更具社會性、更勇於直面公共話題。20年過去，他形容自己“每一天都很累”。
　　2012年秋冬，他剛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做了一次個人建築回顧展，它跟黃浦江邊的垂直玻璃宅目的一樣：“有時候會忘了自己喜歡的建築是什麼，得把之前做建築設計的感覺找回來。”
　　“我很少有蓋這種建築的機會”
　　10月20日，西岸雙年展的中國當代建築高峰論壇快結束時，臺下一個觀眾站起來提問：“垂直玻璃宅項目是否有大批量實施的考量？”張永和搖了搖頭，接著用他的一口京片子開起了玩笑，“不過你要是成了業主，希望你能請我蓋一溜兒。”
　　恐怕沒有太多業主能夠接受住在這樣的一棟“過於特別”的房子里，除了張永和本人。在北京郊區，他的一棟房子就是自己設計的，也沒有窗子——從建築學角度上說，他一直特別不喜歡柱子和窗子——但光線同樣充足，屋內甚至還有一個院子。
　　張永和一直對玻璃房子感興趣，因為這個命題跟大自然有關係。有一段時間他總琢磨，有沒有屬於城市的玻璃宅？進行反向思維之後，他把普通屋子給豎了起來，在天與地的垂直方向接觸大自然，周圍牆壁變成了實的。如此，可以探討建築垂直向度上的透明性，也解決了私密性的問題。
　　實際上，垂直玻璃宅是一個城市裡的“室內四合院”。它使用了城市裡最普通、最常見的材料混凝土，可建造的方式又有一點點不同——用本板做模，讓混凝土具有木頭紋理，使其看上去更像田園時代里的一棟木屋。跟張永和其他一些建築作品類似，垂直玻璃宅在趣味上偏於簡單朴素。
　　他最早的設計靈感來自於很久以前日本現代舞蹈團“山海塾”的表演，一幫渾身塗滿白粉的男人起舞，讓他對一定程度上抽象的、在住宅里居住的人體有了一個想象。另一方面，他讀了“竹林七賢”之一劉伶的故事，印象很深——劉伶在家也不穿衣服，因為天地是住所，房屋為衣裳。人家一進屋發現劉伶不穿衣服，十分震驚，他倒說：你怎麼從我的褲腿進來了？
　　張永和希望，垂直玻璃宅能夠表達一種個人、私密和公共的關係。從內部看，它的整套家居系統完全透明可見，闡釋了“建築是居住的機器”理念；而它作為一個公共建築藝術擺在黃浦江邊，只有推門進去，人們才會發現這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私密的世界。
　　“從建築材料和空間的角度，越公共、越私密。”張永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不是那種喜歡打坐、禪修的人，但他覺得，這個地方比較適合一個人在裡面安安靜靜地獃上一會，感受光線、影子，看雲飄過。
　　在地標建築、大建築泛濫的當下中國，很多人看建築，都是先看外型、形狀，越雕塑化、越刺激越好。張永和感興趣的則是建築中的多層意味，“很多人不會知道這些內涵，不知道也沒關係，知道了就更有意思，”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很少有蓋這種(垂直玻璃宅)建築的機會。”
　　“前提是你不先被不確定性折磨崩潰”
　　往回推20年，張永和也沒想過，自己能把“垂直玻璃宅”真給蓋起來。“很幸運，”他說，“建築是一件很商業的事，我挺明白的，但真正把自己對建築認識放進去，特別難。”
　　學建築的人都想把房子真正蓋起來，尤其是自己喜歡的房子。1993年，張永和成立了“非常建築”事務所，跟太太魯力佳一起嘗試回國尋找機會。此前的很多年裡，他只能一邊在美國大學教書，一邊在紙上“蓋房子”。
　　辦公地點最早是在張永和的父親張開濟家裡。張開濟是天安門觀禮台、釣魚台國賓館的設計者，“設計了大半個北京城”。但張永和很快決定出去租房——他和父親對於建築的看法不一致，常常發生爭執。一次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節目採訪張開濟，張永和對著鏡頭實話實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相像外，建築理念都不相同。”
　　後來，張永和和魯力佳在中央民族學院里租了一間沒有暖氣的連接兩棟樓的廊橋，交通工具是兩輛破自行車，在父母家解決吃飯問題。
　　一開始，“非常建築”根本沒活乾。有的業主對“個體戶”不放心——那時候，國內大部分建築師都獃在體制內設計院里，有人說“非常建築”是第一家完全體制外建築事務所，即使不是，它也算是建築行業里最早的“個體戶”之一。
　　有的業主無法接受張永和的設計，認為裡頭“沒有裝飾”。體制內的人則覺得張永和是在胡鬧，真心實意地勸他：“你也乾點正經事吧。”
　　與別的行業不同，建築師需要社交，並跟大資本打交道。張永和沒有這方面的人脈，又不肯“把商業項目商業做”，在回國的頭五年裡一直經營慘淡。第一個完成的項目是他自己的公寓改造，然後才是裝有玻璃夾層、“書車”的席殊書屋，再之後是中國科學院的晨興數學中心，此時已是1998年。他們的收入很少，只能雇些學生幫忙。
　　“當時的理想就是回國蓋一個房子就走，”魯力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之所以沒走，就是因為老蓋不好，所以一個接一個地蓋下去了。”
　　後來，“非常建築”漸漸有了名氣，但要蓋起一個房子來仍然很不容易。張永和形容，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場“惡戰”，並且經常是以建築師一方的失敗而告終。
　　他抱怨有的業主，“有的要供個關公，有的要金碧輝煌，你說怎麼辦？”除了資本，建築師還要應付來自政府、施工隊的不同問題。2008年，他參加了前門一帶的改造項目，“結果真糟糕，”他對這個項目很不滿意，“過程中有太多問題費勁極了。”而前門只是他接到過的棘手項目之一。
　　魯力佳覺得，他們的脾氣都變得愈發暴躁，“張永和原來在美國從來不發火，即便憤怒，一般來說也還可以控制。在國內，經常沒法控制。”
　　前段時間，“非常建築”接到一個建造酒莊的項目。設計通過後，選擇了當地傳統的夯土技術，但當地的習慣做法相當落後。建築師帶工人夯了三次樣板牆，把技術教給他們，但造價變高，於是業主變卦了。此時，事務所前後已經跟對方溝通了半年。
　　張永和焦灼地等了一個多月，終於接到了對方確認繼續使用夯土做法的通知。他一下子情緒失控，在辦公室里號啕大哭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為工作的事掉眼淚。
　　在西岸雙年展里，他這樣回答李翔寧關於“如何應對中國當代社會不確定性”的發問：“中國目前處在一場劇烈的文化大轉型的過程中，不確定性意味著個人參與定義新文化的機會，前提是你不先被不確定性折磨崩潰。”
　　“一個建築師參與社會的方式”
　　張永和算是中國最早的“明星建築師”之一。除了建築設計，他還跨界設計服裝，設計傢具、首飾，做過一個有點兒像胡金銓《空山靈雨》的微電影《影捉影》，腦子裡現在還放著三個電影劇本。
　　媒體總喜歡就這些方面向他發問，但他說起這些個人興趣，“跟說八卦似的”。面對媒體，他更願意講些社會性問題。“這個是我做建築師的責任心的冒泡。” 張永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做了20年建築師事務所，他總是抱怨、老想放棄，可是最終也沒放棄。實際上，在北京前門改造項目結束後，他曾說：“就算蓋得只好了一丁點，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建築師參與社會的方式。”
　　實際上，張永和是一個積極入世、介入公共事務的人。他常常在媒體上談到，更應該關註城市環境、城市規劃等比建築更大的領域，而不該把目光集中在央視新大樓這樣的建築上。
　　但張永和並非一開始就具有社會意識，而是有過一次轉變。1980年代，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接觸到一些批判資本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在城市規劃這個領域，美國的絕大多數教授、老師都是左派知識分子。起初他很不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回憶：“那時候剛剛從中國出去，對政治也厭煩，好像對資本主義也不那麼反感，就是覺得這些知識分子非常幼稚，放著好日子不過。”
　　1990年代，中國開始走向市場經濟，這個變化和其中的機遇讓張永和興奮。而回國後，他漸漸發現市場經濟的方式實際上也有很多問題。
　　“回國後，我發現國內有很多不公平，不對勁的地方，”他說。比起父親張開濟的工作年代，如今建築師的地位已經提高了很多，但那個年代做建築還是擁有一種今天不可能擁有的特殊優勢：相對單純。
　　“美國實際上比歐洲已經很差，但在社會關懷方面還是比中國強，” 張永和說。他不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可是潛意識里總會對此做出判斷。很久以前，“非常建築”曾經在重慶開發區江邊設計一棟樓。當時沒人說明不可以在沿江地帶蓋樓，但張永和想：如果所有人都這麼蓋房子，普通人怎麼看江景？他跟業主協調：在不影響建築使用的情況下，能否在中間開幾個洞？別人過來，還看到江景。
　　這棟房子最後順利地開了洞，但現在被拆遷了。“我們那房子三層，我估計後來又蓋了更高的。”張永和說。
　　兩年前，有人找到他，提起北京前門大柵欄的改造有一個新模式：在不破壞城市肌理、衚衕寬度、建築高度的基礎上，按戶主意願，一戶戶地進行小規模、零敲碎打的改造——不是一刀切地拆了重蓋，而是新舊摻雜。張永和十分認同這個做法，“房主往往想象不到如何更新、修繕房子，建築師可以在裡面扮演一個更社會化的角色，不是設計，而是幫房主出點主意。”他很感興趣，特別願意參與，“表了半天決心”。
　　在張永和看來，建築師理應是一個積極的行業，要相信能通過自己的工作改善人居環境。“你要不參與、不樂觀，你就做不了建築師了。”他說。 ★　　（原標題：著名建築師張永和：不參與不樂觀做不了建築師）